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事后审查提供了制度支撑，但是这两部立法都没有对审查的原则以及标准作出有效指引规定。
公平主要是法律对行政行为平等性的要求，目的主要在于防止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歧视特定相对人。形式法治主要要求国家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只应让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而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则是事先、事中把权力控制住，使之不能任性、恣意和滥用，尽可能不让损害、损失发生。因为行政法的最基本功能是规范和控制行政权。第一大特色是时代特色。《民法典》颁布施行以后，我国法治建设另一件急迫的大事就提上了立法日程。
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法治，特别是程序法治。而且，统治者不要向老百姓公布法律。[55] 张杨：《西方儿童基本权利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页。
[20]这意味着，性教育不仅要准确地传播性知识，而且还应当培养儿童独立思考、善于交流、勇于表达、自我保护、做出负责任决策等能力，与此同时还应当体现尊重、平等、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多元、包容等价值观念，这也是落实《宪法》第24条第2款关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父母性教育权的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1）教育内容自主权，即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内容进行性教育。在宪法层面评价该家长的行为，是对学校性教育合宪性分析的第一步。王雪梅：《儿童权利论：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145页。
如果高桥小学不开展性教育，那么将不会限制父母性教育权。[13]虽然我国《宪法》第49条第3款只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这并不代表《宪法》不保护这项权利。
因此，本文认为高桥小学开展儿童性教育，正是为了追求正当的公共目的——促进在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儿童树立正确价值观，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基于学校公立或者私立的性质，学校开展性教育实质上要么属于国家性教育权，要么属于父母性教育权。《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108条第1款。性教育领域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本质上是基本权利之间、基本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应当建构一个能同时容纳三者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父母—儿童三方关系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涵盖了儿童性受教育权、国家性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52]《珍爱生命》读本在每册都设计了六个单元，分别是：家庭与朋友、生活和技能、性别与权利、身体发育、性与健康行为、性与生殖健康。这里体现了父母子女关系的不平等性。性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和父母必须理智地合作，积极地推进儿童性教育。父母在教育中获得的利益大致是：可以通过教育将自己的价值传递到子女身上，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延续和对生命愿景的期许。
[31] 参见高亚兵、骆伯巍：《论青少年儿童性教育的误区》，载《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6-77页。如果父母在家坚决抵制学校性教育，并且采取与学校性教育相反的或者以极端保守的态度对儿童施教，那么国家应当及时介入并纠正父母的行为。
[45]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5-256页。这些话题本质上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他们同成年人一样，具有独立的基本权利主体资格（个别有特殊限制的除外，例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同于成年人，儿童欠缺充足的行为能力和权利意识，需要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保护。建构国家—父母—儿童宪法关系理论模型，有利于性教育中权利与权力在相互碰撞中得到充分实现。[3]这些现实争议的发生，使我国儿童性教育事业发展步履维艰。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无法提供性教育，如果学校师资力量薄弱、课时短缺、教材匮乏，就会使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儿童延迟获得或者无法获得规范的性教育。因此，在处理三方主体间的紧张关系时，既不能仅站在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主体的利益面前思考问题，也不能进行简单折中，应当综合考虑三个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追求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在我国《宪法》上，如何论证父母教育权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呢？曾有学者总结出三种路径：（1）从父母履行义务的角度，反向推导出父母权利。
[35] 例如，《民法典》第35条第1款、第36条第1款、第1044条第1款、第1084条第2款。根据必要性原则，适当的手段可能有多种，但是必须选择最温和的手段，也就是给被限制对象干预最小、带来负担最少的手段。
在性教育与性行为的关系上，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学校开展性教育不会增加青少年儿童性行为的发生率。[33] 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40条第2款。
例如，《宪法》第46条第2款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意味着国家应当积极保障并促进儿童人格全面发展权的实现，如果父母性教育权损害了儿童性受教育权和人格全面发展权，那么国家可以介入家庭内部，对父母性教育实施必要的干预。与通识基础课程（数学、语文、英语等）不同，性教育在功能上与儿童的身心健康直接相关，在内容上与多方面能力交织，呈现出多面性的特征。
童年期的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依恋感、依赖性较强，角色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较强。学校性教育的形式可以包括专门的性教育课、学科渗透的课程、班会，学校性教育的活动可以包括演讲、展览、观影、咨询等，总之，学校可以提供灵活多样的性教育。劳凯声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32]儿童心理的变化意味着父母与儿童之间沟通、教育的难度在加大。
学校性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是，《宪法》第49条第1款保护的家庭私密空间受到侵犯，性教育不再是父母垄断于家庭内部的事项。此外，国家还应当建立家庭性教育信息采集机制，通过儿童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了解儿童在家接受性教育的方式、内容与具体过程。
第四，狭义比例原则，要将被设定为目的的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主体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不应采取此限制措施。（二）以兼顾三方与个案权衡为方法 1.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 不具有通常的优先地位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赋予某一方始终优先的地位，即不存在固定的先后位阶，不能对某项权利或者权力有先入为主的判断。
以上法律的明确授权，使得国家通过高桥小学开展的性教育对父母性教育权的限制能够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父母教育权是基于血缘关系、抚养监护关系产生的，父母对儿童拥有最初的、天然的抚养与教育权。
所以，高桥小学开展儿童性教育可以通过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2]参见《儿童性教育读本内容直白吓到家长》，载《新京报》2017年3月4日，第A14版。[9] 参见武俊青、李玉艳、赵瑞主编：《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现状和干预效果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9页。例如，出于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目的，父母往往传授与自己性观念相一致的性知识，要求子女保持与自己相同的性价值观。
实现从生物意义上的人到公民的转变，初步工作在家庭，主要工作在学校。（二）国家是否限制了父母性教育权 在国家—父母—儿童三方宪法关系中，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关系尤为特殊。
3.儿童性受教育权与国家性教育权 儿童性受教育权与国家性教育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儿童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儿童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注释: 注释: [1] 儿童，是指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
[31]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父母回避家庭性教育，不回答子女关于性知识的追问。[14]父母教育义务条款主要是强调父母教育权的不可放弃性，并没有否定其权利属性。
